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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周作人，其譯作以淺顯的白話詩呈現，後亦有數本芭蕉譯作，但體制皆不
相同，所用字數各有差異。鄭教授翻譯時，為解決中、日文音節歧異，同時尊
重原作內在韻律，經由不斷嘗試與思考，最後決定使用 「四、六、四言」 的形

式，若偶遇原文僅需單字片語即可翻譯時，則添加些許解釋性的文字，盡可能
貼近芭蕉所欲表達之況味，同時亦附有直譯，便利讀者對讀賞玩。鄭教授認為
日文是一種容易發音卻難以掌握的語言，例如 「人」 字便有三種以上的發音 （じ
ん （jin）、にん （nin）、ひと （hito） 等），詞性變化亦頗為複雜，故能體現日語表

現手法的多樣性；然而翻譯時如何重現原文氛圍則頗具困難度，因此翻譯俳句
及閱讀俳句譯文，可說是對於文學作品的再理解、再創造的過程。
在日本，和歌或俳句的創作者漸為職業性，乃至形成如證照能力認證的階
段規範，芭蕉本人即是如此。芭蕉出身低階武士家庭，在取得 「宗匠」 資格後，

除出版個人創作、參與文人雅集外，並以教學與品評俳句營生。芭蕉另一經濟
來源為地主或貴族的資助，不論是屋舍遇燬的重建、或外出遊歷的旅費皆仰賴
於此，因此有研究者認為芭蕉可能藉由行腳過程，同時從事為政府收集情報的
諜報工作。另外，日本古典文學雖深受中國影響，但仍試圖建立自我特色、風

格，並與其分庭抗禮，如和歌即鮮少使用中國掌故與漢字讀音。芭蕉之俳句則
立基於個人漢學底蘊，流露對於杜甫、李白、陶潛、蘇軾等人的嚮往，乃至於
化用前述文人詩句於自身創作，透過其表現方式，使之進入本國語境，成為日
本文化與文學的資產。鄭教授認為這就是文學傳播有趣之處。

芭蕉俳句中偶有未依照十七個音節形式寫作者，鄭教授說此稱為 「破調」
（はちょう，hachou），屬於句型變化的一種形式，同時回應現場提問：譯文採
取「四、六、四言」的形式，主要基於翻譯需求，故以較為淺顯的文言凸顯俳
句形式，譯文是否呈現韻律感並非首要考量。在鄭教授譯作中，因同時附有白

文直譯，提問者問及直譯與 「四、六、四言」 形式的譯文，是否有孰先孰後的順
序？抑或不必局限 「四、六、四言」 形式？鄭教授回應，先有白文直譯的部分，
主要為使不諳日文的讀者可藉此對讀原文，瞭解語意；然而詩歌翻譯若僅採取
直譯，則過於直白，失卻詩意，因此另以 「四、六、四言」 的譯文形式呈現，透

過限制字數、行數的規範，回歸俳句原有之韻味。此外，鄭教授亦提及俳句的
翻譯其實可以用一句話完成，譯文與原文各行中字詞的使用並無規範動詞、名
詞該放置於某行中，使用 「四、六、四言」 三行的形式，是為了讓語句間有停頓
感，要而言之，仍是一種 「詩性」 的回歸。

講座中，鄭教授除簡介俳句發展歷程及講述芭蕉其人與作品外，亦分享自
己的俳句作品，吟詠童年記憶中明治天皇所作與臺灣相關之和歌，並預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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