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良 Wen-Liang Lee

爬梳清代臺灣土地契約 探求改寫地方歷史的方法

我的研究在方法上將契約當成是一個清代臺灣史的課題來提問，視為一個整體的文獻類別與現象，來理解清代臺灣出現大量土地契約文書的歷史與社會意義。

我認為百姓藉由契約書寫來證明產權，最重要的是一個合法源頭及清楚的轉手過程。前者是將土地來源回溯至官府的請墾制度，後者則是完整保留歷次交易、繼承等契約。很明顯，土地產權來自能夠清楚說明土地的取得、拓墾及交易轉手的歷史。就跟人的身分一樣，「歷史」成為傳統地權最主要的證明方式。因此，即使清朝官府沒有詳實的地權管理制度，社會依然能夠利用契約來維持日常運作，官府也藉此契約處理紛爭。就連日本領臺後，也是透過民間留存的龐大契約，而不是官府帳冊，來確認土地所有關係，進一步將產權與土地管理過渡到近代。

以請墾制度為頂點的契約文書，也成為地方講述歷史的主要構成來源。最典型的範式就是一個地方的開發常被追溯到一個有力的墾戶，向官府合法請得墾照後，才召集佃農前來墾殖，形成了村落和社會。但這樣的地方歷史僅能說是基於官方墾照的合法歷史，不見得是地方的真正歷史，就跟人們在族譜中講述的移民過程一樣。更重要的是，日治時期的土地調查經由清代契約搜羅整理，再次確立了這樣的地方歷史，並藉由出版、研究、教育等向社會擴散延伸開來。這表示我們現在普遍認知的地方歷史，是在清代契約及日治時期土地調查的雙重結構下形成。我的研究的最終目標可以說，是想釐清現在我們所熟悉的地方歷史的內在架構與意識型態，進而期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求全面重新改寫地方歷史的方法。

得獎感言

歷史學研究雖是門有趣的學問，令人廢食忘寢，卻必須長時間待在圖書館與研究室找資料、想問題和寫文章，是條孤單的道路。學術獎項的肯定，特別是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事。這讓人覺得自己不是孤單一人，知道自己的研究能引發廣大的共鳴。

說起來我是非常幸運，從我完成博士論文起長達20 年的專任教職都在臺大，這裡有豐富的圖書資源、寬廣舒適的校園以及聰明認真的同仁和學生，讓我得以愉快地進行教學研究工作。我也要感謝我的太太敏慧和兩個小孩，毫無疑問，家庭是我能安心從事研究最大的支持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