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場
日期：2021-09-29 講者姓名：蘇碩斌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主持人 | 王明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澎湖地方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委員） 與談人 | 高世澤（沿著菊島旅行網站創辦人、沿菊文旅負責人） 地點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學大樓210階梯教室）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旅行的文學社會學—臺灣的觀光歷史與符號運作 「好想出去玩！」這大概是新冠疫情當下許多人的心聲，人們被迫改變生活模式，以往熱絡的國內外旅遊也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只能默默期盼疫情及早平息。而在臺灣的實體書店裡，總有一櫃「旅遊書」的專屬空間，宣示著其在書市中的強勢地位，除提供旅客按圖索驥的指南手冊外，這幾年旅行書在名稱上也呈現漸長、漸玄的特色風格，例如國內作家Peter Su的《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2014，三采文化）、《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2016，布克文化），而國外旅行書在臺灣的譯名也有這種趨勢，例如：《買一張名叫夢想的單程機票：一個大男生，兩年半時間，世界五大洲，一個夢想的完成》（2015，平安文化。原書名為Journeymann: 1 Mann, 5 Kontinente und jede Menge Jobs）、《旅行是為了放大生命的極限：出走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想讓人生更加精采》（2016，遠流。原書名為Vagabonding: An Uncommon Guide to the Art of LongTerm World Travel）等，這些書名不乏出走、刻苦、探索、夢想之類的「人生哲理」，側面反應出人們如何看待「旅行的意義」。 主講人蘇碩斌教授指出，刻苦探索的旅行書寫曾在1990年代末的臺灣引起熱潮，如華航、長榮兩大航空公司所舉辦的「旅行文學獎」獲獎作品便大受歡迎，但這股熱潮隨著此類獎項停辦而曇花一現，近年卻又再次流行。回顧臺灣自1979年開放海外旅遊，出國人次屢創新高，如2019年即高達1,701萬人，然而當人們項背相望外出旅遊時，他們都是刻苦深沉地進行反省人生之旅嗎？旅行難道不能是單純的身心享樂？蘇教授由文化研究的視野先對「旅行」進行概念與歷史的釐清。首先「旅行」與「觀光」看似類同，在日常用語也時常混用，例如「阿嬤被旅行社小姐招去觀光」，但此兩者在歷史脈絡其實是完全相反的兩回事。美國政治史學家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 1914-2004）於1962年的《形象：美國假事件指南》（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一書，認為旅行（travel）字源來自中世紀「travelen」一詞，與法文「travail」同源，意指因勞動而移動、走路到骨折，再往上溯源則是拉丁文「trepalium」，乃是一種由三塊木板組成的刑具；觀光（tour）源自希臘文tornus，即英文turn（回轉）、circle（循環）之意，指的是去某處而復返，故觀光的意義是短暫離開又返回，是以兩者就字源考察即明顯有別。 「旅行」自古即有，古羅馬時代軍人已經常移動，中國古籍《禮記》也可見「商旅」一詞，但這些旅行者多半是不情願踏上旅途，更無從確定自己能否安然回鄉，當然視「旅行」為苦事；相反地，觀光是保證返家的出遊，才算得上享樂。蘇教授以郁永河（1645-?）《裨海記遊》為例，郁氏於清領初期抵臺，由南至北步行前往北投採集硫磺，其筆下自我解嘲地說：「柳子厚（即柳宗元，773-819）云：『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可見此趟旅程的險惡艱辛；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於回憶錄《憂鬱的熱帶》中直言：「我討厭旅行，我痛恨探險！」都是將旅行視為畏途的例證。個人痛苦的旅行歲月，何時轉化為大眾享樂的觀光時代呢？蘇教授指出，英國傳教士庫克（Thomas Cook, 1808-1892）於1841年為協助五百餘位教友參加禁酒集會，組織了一次由萊斯特（Leicester）搭乘火車前往拉夫堡（Loughborough）的遠行，每人收費一先令，用於火車來回票。這趟遠行雖僅十一英里左右，卻使庫克發覺這項業務的商機，開始經營火車路線的團體票、飲食、行程安排等套裝行程（package tour），開啟了大眾觀光產業的發展。 觀光成為產業，是十八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及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影響。英國於1847年制定《工廠法案》（The British Factory Act，亦稱《十小時勞動法 案》），設定工作時間上限，於是工作以外的「自由時間」成為獨立領域，假期制度亦逐漸形成。日本則是十九世紀末，由傳統「四國巡禮」的參拜文化轉換為現代觀光文化，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則因獨有的熱帶異國風情，成為日本未開放海外觀光之情境下的重要選項。隨著日本殖民統治，逐漸工業化的臺灣社會於1920年代已頗為熟悉「星期制」，同時也藉由發展鐵路運輸帶來了「鐘錶時間」，亦即大眾不再仰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時間，而是具有共通一致的時間觀念。不過，1920年代全臺鐵道總長雖已達到一千公里左右，但鐵道貨運成長卻已停頓，故由日本內地逐漸引入鐵道旅遊的概念，如1930年代臺灣總督府成立國際觀光局，1934年「日本旅行協會」成立臺灣支部，1935年設立臺灣旅行俱樂部，1937年臺灣鐵道部運輸課之下設置「旅客係」，負責蒐集觀光資料，宣傳並普及觀光觀念。 旅遊觀念在臺灣的推動，可以1927年6月「臺灣八景」票選活動為代表，最終由評審、專家選出八景、十二勝及具有特殊地位的「別格」兩處，這些地點至今仍是臺灣旅遊頗具代表性之處。值得說明的是，當時臺灣總人口約三百八十萬人，但活動總投票數竟高達三億六千萬，反映了「景點」不僅是審美旨趣的驅策，更是各地政治力量的角逐場域，也涉及臺灣作為「被旅遊地」所凸顯出的符號運用。在來臺旅遊的皇族、官員、文士等日人以外，成立於1935年的「臺灣旅行俱樂部」也鼓勵臺灣島民團體旅遊，據資料顯示，至1937年時已舉辦四百五十團左右，共計約四萬五千人次參與。1935年日人舉辦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簡稱臺灣博覽會）於臺北的三處會場及大稻埕分會場共吸納二百七十五萬人次的遊覽紀錄，且旅客以臺灣人為主（當時全臺人口約五百三十萬人），並以火車為主要交通工具。戰後國民政府遷移來臺，頒布戒嚴令，並於1949年實施《入出境管理辦法》，致使臺灣人三十年無法自由進行境外「組織觀光」，並在「反攻大陸、勤儉建國」的意識型態下，「觀光」成為奢華的象徵，臺灣進入半鎖國狀態。 不過1950年代韓戰、越戰陸續爆發，臺灣政府因需要外匯及配合美國軍事外交，因而發展觀光。當時駐守於越南的美軍每年可有三十天例假，但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又額外給予五天的亞洲假期，臺灣也成為包含美軍眷屬及南韓、紐西蘭、澳洲等在越南共同支援反共戰爭盟軍的度假地選擇之一。蘇教授以1967年12月22日《時代雜誌》（TIME）亞洲版介紹北投溫泉旅館的照片為例，這張照片描述了一位二十一歲美軍下士貝利（Alley Bailey）由兩位女郎陪浴，相較於該雜誌介紹的日本自然風景、泰國按摩與寺院，當時臺灣的相關介紹顯得香豔露骨，也成為國民政府不願提起的「黑歷史」。當時觀光旅館只接待外賓，於臺北大約有五十間浴室套房，執掌觀光的局長也是由軍職轉任，因而由軍方（聯勤總部）主導觀光事業。曾任省轄臺北市市長的游彌堅（1897-1971）欲於1969年創辦「觀光協會」，然申請時間長達兩年，亦是由於「觀光浮動人心、不合政策」的緣故，可見發展觀光的不利條件。 國民政府雖管制一般旅行社，但自1953年由救國團（初始全稱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提供勞軍、青年戰鬥活動，1971年時改稱為青年「自強活動」並擴大辦理，其育樂休閒性質逐漸加強，成為特殊的「旅行社」。臺灣省政府也於1958年開始發展國內風景區觀光，第一波核定共有二十處，其中多屬日治時期「八景十二勝」既有的景點。1970年3月，日本大阪舉行萬國博覽會，當時領土僅臺澎金馬的中國民國也以正式國名參加，並由知名建築師貝聿銘（1917-2019）設計展覽場館，許多臺灣人士藉機以商務、公務為由前往觀光。同年6月行政院成立觀光局，原由警備總署控制的境管作業也於1972年回歸內政部，此時國人出境開始鬆動，也是由「賺取外匯」過渡到「消化外匯」的時代。後於1979年公布了「國民申請出國觀光規則」，開放觀光護照申請，使原先僅限特殊理由如經商、留學等的重重限制獲得鬆綁，國人終於可以用「觀光」名義申請出國，前往非共產主義的自由國家。也是在這年，中正國際機場（2006年改名為「桃園國際機場」）正式啟用。 時至今日，觀光產業已經是不少國家重要的經濟發展來源，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統計，2015年全球觀光人口有十一億八千萬人次之高，產業營收計一兆五千億美金，規模已超過石油及汽車製造業，穩居全球第一大產業。然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等人曾於1930年代提出「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理論，強烈批判「休閒產業」根本是資本主義的陰謀，當工人離開生產部門的崗位時，僅有的自由時間卻遭受商人誘導，集體被收編投身消費部門，陷入「生產→消費→生產→消費」的無限迴圈中。蘇教授認為，如果由「資本主義的陰謀」角度來看觀光，似乎也不足以解釋觀光客絡繹不絕的原因。而前所提及的布爾斯廷則用「假事件」（Pseudo-Events）概念進行解析，他認為大眾觀光是被各個擊破的大眾，集體參加透過導遊、旅遊指南或影音媒體所提供的標準化旅遊行程，淺嘗則止、糊裡糊塗，所見所聞只有假快感，是旅遊業者或當地商家為配合觀光客所提供的「假事件」旅遊體驗。 相較於布爾斯廷「假事件」概念的尖銳，社會學者麥康尼爾（Dean MacCannell, 1940-）於1970年代提出的理論，對現代觀光客顯得較為寬厚同情，他認為人們因資本主義而陷入「勞動異化」（Alienation of labor），亦即勞動者失去對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控制，無法對勞動產生意義認同，總覺得眼前人生並不完美，因而嚮往他處尋求生命的「本真」（authenticity）。麥康尼爾延續布爾斯廷「假事件」的看法稍做修改，提出「被演出的本真性」（staged authenticity）概念，正因人們的心靈需要安撫，便熙熙攘攘地踏上離家觀光的道路，殊不知造訪他處所尋求的本真，事實上卻是舞臺上的演出。麥康尼爾提到大眾之所以想去親臨景點、吸收旅程中該懂的知識、文化與他者的生活，主要導因於現代人的不安，可稱為觀光客的恥感（touristic shame），亦即大眾觀光客都努力想超越一般觀光客，認為自身的體驗、感受、目的不同於流俗，因而產生「我是旅行者，別人是觀光客」（They are tourists, I am not）的自傲模式。 正因「大眾觀光」現象的流行，才會產生出「反觀光」的感受，這種感受可說是當代旅行文學的基調。臺灣於1990年代末所形成的旅行文學熱潮，由文學界的學者、作家、評論者形塑出一股不同於「大眾觀光」的論調，如前所述國內兩大航空公司的「旅遊文學獎」，由評審主張及入選作品來看，事實上為所謂「旅遊文學」進行了定義建構，也展現了「觀光客的不安」。更具體地說，首獎等大獎作品，都不是出自觀光團客之手，其餘十幾篇優選或佳作，也僅有兩篇是團客所寫，反映了拒絕「看風景的集體視線」。這種以背包客、自助旅行為尚的文學現象，未必要求旅行者進行苦難、艱辛的體驗，而是折射出知識分子在置身大眾享樂觀光時代所產生的不安感，排斥觀光團客的集體視線，轉而強調個人主體、內向自省的文學表達。蘇教授比較了1966年鍾梅音（1921-1984）〈香江屐痕〉與1977年舒國治（1952-）〈香港獨遊〉，兩者篇幅相若，同為香港遊記，但展現兩個不同時代「看風景、寫文章」的差異。前者代表著是禁絕觀光時代，為國人觀風論景的「集體性主體」觀察，彷彿作為國家代表的集體身分在凝視、表達見聞，工筆描繪每一個景點特色；後者則強調孤獨自由的「獨遊」，刻意拒絕一般觀光景點，即便依循一般人的行程，也要別出心裁看出不同的「風景」，展示知性與感性的文人風格，這可說是面對特定時代所形成的文學表達與觀看方式。 在資本主義滲透日常生活的時代，工作與觀光並非截然二分的光譜兩端，我們觀光休閒時的見聞、體驗，或許正是別人的工作內容。在強調享樂的大眾觀光背後，或許藏匿著無可逃脫的寂寞與焦慮，被異化的生活、工作壓力不安的出口，或許就是所謂「出路在他方」的觀光旅程。臺灣於1990年代興盛的旅行文學，見證了旅行與觀光在理論與定義上的對立，在輕快享樂的觀光行程中，卻仍容許作者書寫略帶痛苦、孤獨的心情；反之，即使痛苦、孤獨，仍甘願再三踏上旅途。蘇教授強調，以社會學角度解構旅行文學，可以發覺在特定時空身為觀光客的不安，並轉化為旅行者追尋孤獨、艱難的傾向，生於享樂觀光時代的旅遊文學，因而有了艱苦旅行的求索，甚至規範了一個時代的旅行活動、文學創作的審美感。或許超脫「旅行／觀光」對立觀念的解方是「拜訪」（visiting），才是回到土地，回到人與人的關係，更加具有人情味的旅行。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3卷1期，頁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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