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場
日期：2021-04-29 講者姓名：李卓穎 單位職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 李道緝（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 | 陳元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地點 | 國立東華大學人社一館第二講堂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互文性的書寫行動： 從明代蘇州的記憶爭辯談起 新朝為前朝撰寫歷史，是中國傳統「改朝換代」的慣例，其書寫內容也意味著勝國一方的立場與角度。但為前朝寫史並非官方特權，具備書寫能力的士人可能因不同因素投身此一工作，特別是經歷政權更迭過程、與前朝關係密切地區之遺民士人，書寫內容與詮釋角度可能與官方範式有協作或衝突的不同立場。主講人李卓穎教授以蘇州為例，說明當地於元明易代之際的十餘年間，經歷了元朝、張士誠（1321-1367）、朱元璋（1328-1398，即明太祖）等不同的實質統治者，亦即「元明易代」並非由元朝直接轉換為明朝，而是經歷過非元非明的張士誠統治階段，因此蘇州人民如何看待及理解張士誠，必然與元、明統治有著連動關係，有關朝代更迭中的書寫，也反映了遺民士人的認同傾向及身分政治。 朱元璋陸續擊敗陳友諒（1316-1363）、方國珍（1319-1374）及張士誠後，統一中國南方，於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1368）於應天府即位稱帝（原為元之集慶路，即今之南京），因此歷史上以此作為明朝起始年。該年朱元璋趁元朝內訌乘機北伐，攻克元大都（今之北京），元惠宗（妥懽貼睦爾，1320-1370）退至上都（為避暑行宮，於今內蒙古境內），仍保留「大元」國號，史稱為「北元」。然而當時關中仍有元將擴廓貼木兒（約1315-1375，漢名王保保）持續與明軍對抗，乃至洪武五年（1372，北元宣光二年）時曾於漠北擊潰明軍，阻斷朱元璋占領元朝全部故地的企圖。北元勢力一直延續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即北元天元十年），北元後主脫古思帖木兒敗於藍玉（？-1393）所率領的十五萬北伐明軍，倉皇逃奔，不久遭到殺害，自此蒙古不再使用帝號、年號。李教授指出，據此可知「易代」是個因時序而有異的過程，如以朱元璋攻克集慶並改為應天府的1356年起算，或許得到擊敗北元後主的1388年才算完成。這個長達三十年左右的過程，期間朱元璋不斷調整策略，可見歷史的走向尚有諸多不確定性，並非直線進行。 若「易代」是個可從慣常以為的時間點順著時序向前、向後延展，且具有不確定性的過程，那麼也是個因地域而有差異的現象。更具體地說，不同地域因納入明朝統轄範圍的時間不同，可能被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也可能因各個地域不同的特性，而與新朝形成不同的關係，故對於不同地域的「易代」經驗可能無法以一概全，仍須著眼於地域因素所形成的差異，那麼「易代」的歷史性（historicity）就可以從時間和空間上，成為立體而可考察的對象。以此作為框架，也可依著時間和空間的向度，處理人們「易代」經驗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換言之，「如何易代」也成為可分析研究的課題。李教授進一步說明，前述的思考著重的是「易代」本身，所涉及的是具有直接易代經驗的人物，可稱之為「易代事件」的第一代，然而「易代事件」並非僅對於第一代人物有直接作用，而是也影響後代如何書寫、看待、反應、理解「易代事件」之意義。要分析為何書寫「易代」，可由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出發，亦即：誰寫（who）？寫給誰看（to whom）？什麼時候寫（when）？如何寫（how）？ 基於上述思考，李教授以蘇州為中心進行關於元明易代書寫的思考及研究。從空間上來說，蘇州曾是元末張士誠的主要根據地；由時序上來看，張士誠在蘇州立足了十一年（1356-1367）之久，因此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蘇州地方人士經歷了「元朝→張士誠→朱元璋」的實質統治，故當地士人書寫元明易代的歷史過程，必然涉及對於三者的評價。需說明的是，蘇州士人固然有一手經驗及口耳相傳的歷史記憶，但他們的書寫並非在無限制條件下進行，亦即不可能不受到官方史籍書寫範式的影響與拘束，可說官方書寫範式就是他們必須要面對的對象（to whom）。明代官方對於元明易代的書寫，最初以《元史》為基本範式，張士誠的事蹟也在朱元璋指派宋濂（1310-1381）、王禕（1322-1373）編纂下寫入此書。該書編成於洪武三年（1370），距離張氏兵敗僅三年左右（when），不過並未為其立專傳，相關紀錄散見各處。《元史》編纂者的立場將元朝視為具有正當性的朝代，對它有極高的讚許，因此敘述張士誠起兵時稱其「為亂」，其餘群雄也被視為是叛亂者，僅有朱元璋是弭平動亂、恢復秩序的「真主」（how）。 另一官方範式為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編定的《續資治通鑑綱目》（以下簡稱《續綱目》），採用了跟《元史》極為不同的態度。此書認為元朝是個棄禮法、世運否、有待撥亂反正的胡主時代，直斥其為夷狄、外族。在此論述脈絡中，元末群雄不是叛亂者，反而是義軍領袖，如張士誠不再稱為「作亂」，而是「兵起」，同時他在高郵是「自稱」而非「僭稱」為王，可說是脫去《元史》賦予的汙名。不過，既然群雄並非叛亂者，又該如何證成朱元璋的正當性？《續綱目》在朱元璋起兵的「綱」之下錄有耆儒陶安（1310-1368）的獻言，其云：「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這些文字將朱元璋與群雄做了比較，朱之所以突出在於「神武」而不嗜殺，心念非在「子女玉帛」，而在「安天下、救生民」，換言之，朱元璋的起兵是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王者行動，天下歸服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續綱目》與《元史》範式的不同，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明朝在土木堡之變（1449）後，有意修改史籍中與北方異族關係的紀錄。這兩種官方範式經過頒布與士人各自取法進行續作後，都有相當的流通，但此一情況在張士誠最重要的根據地蘇州，對士人及一般人理解或書寫這段歷史又有何影響、作用或反動？ 洪武初年蘇州府常熟縣曾有一座感念張士誠「浚浦有功」的張太尉廟，雖不知該廟何時廢毀，但至少能說明當地居民在明代初期仍有感懷之心，地方層級也尚有表達這種心意的空間。這樣的情況可能因為日後發生的事件而遭受限縮，這點可由明初蘇州知府盧熊（1331-1380）編纂明朝第一部《蘇州府志》中看出端倪。是書刊行於洪武十二年（1379），並有當朝重臣宋濂的序文，盧熊於書中記錄朱元璋部隊攻下蘇州時「大軍進城，禁剽掠，居民安堵如故」；然而盧熊在自己的詩作〈將還吳述懷兼簡李孟言賢良〉及〈憶先塋〉詩序中卻有大相逕庭的描述。盧熊於詩中言及因奉養病母，無法在城破之時逃去，於是遭逢「亂兵槌戶來，⋯⋯兵怒無金貲，頭顏遭刃劈」的危難；在詩序中更直指「蘇城之西，岡阜相屬，大軍圍攻，自冬徂秋，冢墓多被發掘」。盧氏世居崑山，親身經歷蘇州城陷、張士誠敗亡的過程，對於朱元璋軍隊的行為當是耳目親見，然而這些訊息卻在他寫作《蘇州府志》時全數隱去。事實上，盧熊曾以博士身分執掌蘇州轄下吳縣教育，也曾為張士誠女婿所立之碑篆刻，可見與張士誠政權的關係非淺，之所以請求宋濂為《蘇州府志》作序，李教授推想可能是希望藉由宋濂的名望為此書擔保，同時也透過總編纂《元史》的宋濂確認內容有無牴觸當朝忌諱，因此本書可說是對朝廷謹慎小心的表獻之作，有著壓抑記憶以迎合明朝期待的傾向。 李教授續談蘇州士人陸容（1436-1494）的記錄。其於弘治年間編成筆記《菽園雜記》，該書有兩條與張士誠有關的地方傳言紀錄，第一條稱朱元璋微服出行，詢問一位蘇人老嫗：「『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此條紀錄中蘇州百姓得以全其性命，並非朱元璋的「神武不殺」，而是由於張士誠放棄軍事對抗以保全蘇州百姓的仁德之舉。另一條紀錄則稱蘇州由於曾是張士誠根據地，遭受朝廷重稅報復，成為當地百姓「積久之患」。李教授指出，針對蘇人重稅即使並非朝廷刻意報復，但也與昔日朱元璋傳諭蘇州的招降榜文「永保鄉里，以全家室」的承諾相悖，至少可說是對於歸順者的處置失當。儘管陸容並非元明易代事件的第一代人物，但仍以筆記體記錄蘇州流傳的看法，其所記錄內容也與流通的《續綱目》有爭辯的意味。 另一位蘇州士人吳寬（1435-1504）因於成化年間（1465-1487）任翰林院修撰、弘治年間（1488-1505）預修《憲宗實錄》的機會，得以閱覽宮中禁止外傳的珍貴文獻，亦藉此從《太祖實錄》中抄錄了元明易代過程中關於蘇州的記載，日後輯成《平吳錄》一書。其遵從了《續綱目》的範式，但有許多細節未見於前書之中，其中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降的篇幅約占全書十分之七，對於朱元璋如何逐一攻略張士誠據地，乃至雙方折衝對抗的細節，都較《續綱目》細緻詳盡，大抵而言呈現真正有仁心的是朱元璋而非張士誠，刻劃朱元璋的王者風範。吳寬在書中兩處特意標明朱元璋部隊秋毫無犯，一處強調平定蘇州過程中「居民晏然」，實與前述陸容所記內容頗為逕庭，事實上兩人世代與生活世界頗為相近，吳寬對於當代口傳說法亦應有所聽聞，卻對其顯然保持了距離。李教授強調，這不是說吳寬撰輯該書之目的在於駁斥口傳說法，事實上他仍在幾處微妙但重要的敘事中，透過刪減、擷取文獻資料的方式，隱含了個人對於元明易代過程中張士誠、蘇州及對朱元璋的意見。具體來說，他更傾向將張氏的失敗歸結於治理的失誤，也肯定其於亂世中提供徬徨人們庇護保全之地，以及張氏對待士人的寬厚態度。 吳寬的《平吳錄》大概在弘治後期─即十五、十六世紀之際─於蘇州流通，引起蘇州士人的注目與反應，大致落實於兩種書寫型態，其一是王鏊（1450-1524）編撰的《姑蘇志》，另一為再引蘇州地方傳言入筆記，與吳寬針鋒相對的書寫行動。於《姑蘇志》中，王鏊遵循了《續綱目》的範式，對於評價張士誠所持態度也較吳寬嚴峻，全無一絲肯定之詞，雖不認為張士誠是叛亂者，但仍貶斥其乃非為蒼生福祉而又殘暴的統治者，可視為是此前官方範式流通後，又一產生具有官方色彩的理解。吳寬與王鏊都是頗負盛名的蘇州士人，一致採用了抑遏地方傳言且重述《續綱目》的書寫行動，也引起其他蘇州士人以地方傳聞撰寫筆記作品的反制，其中以黃暐（1466-？）《蓬窗類紀》、祝允明（1461-1527）《野記》及楊循吉（1458-1546）《吳中故語》為代表。在他們的紀錄中，張士誠以己身解救蘇州百姓的決心，與朱元璋部將常遇春（1330-1369）或湯和（1326-1395）屠殺蘇州城民的作為形成強烈對比。李教授指出，這些蘇州士人訴諸鄉野傳言撰成有異於官方的另一套理解，其書寫目的不在紀實，而是刻意抗拒《續綱目》範式的行動，他們承認張士誠缺乏天命眷顧，但不認同官方範式將其描寫得一無是處，也藉由凸顯張士誠的某些側面，表達他們對元明易代的理解及關切。 李教授總結，不論經歷元末張士誠統治的第一代，或其後第二、三代的蘇州士人，其在撰寫易代事件時，都是以「互文性」脈絡進行書寫行動，因此研究易代書寫必須深入各別著作所使用的概念、敘述架構及遣詞用句，也必須兼顧其與相關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其目的不僅是彰顯個別文獻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從論述爭辯性的角度理解個別著作的獨特性，都是經歷選擇而採取不同書寫行動的產物。他們的著作不論是理性論述、倫理訴求乃至情感張力的展示，都界定著其與過往、現今政權的關係，並成為後來書寫者重新界定自身與易代事件及當前政權關係時，必須在情感、倫理、論述上或揚或棄的對象，進而形成如何才是合宜統治的認定，以及對未來的期待。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2卷4期，頁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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