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場
日期：2021-11-24 講者姓名：李鑑慧 單位職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 黃惠禎（國立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 與談人 |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地點 | 國立聯合大學（人社院階梯教室E1-101）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從「人類世」到「後人類」：論人本主義的再反思 一個以「動物轉向」做為進路之倡議 主講人李鑑慧教授首先談到「動物研究」可上溯至1970、80年代興起的西方動物解放運動，由於人類對地球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動物保護議題逐漸受到重視，連帶影響學界對於動物保護團體及有關運動的關注，開始由不同角度反思並重構動物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將動物正式視為研究課題，諸如神學、哲學、文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而史學界當然也投身於這波新興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浪潮中，形成新研究領域，亦即「動物史學」。動物史學的早期發展，乃是探討人類對動物的想法及態度，檢視人與動物的關係與互動。不可諱言，此一時期的研究視野仍以「人」為本，並無涉及動物本身的主體性及經驗。其後史學界轉為藉由動物研究深化觀察人類歷史的研究，例如由動物育種連結到國族主義及階級身分的建構，透過動物園分析帝國權力展示與形象建構。但評論者指出，這類研究僅將動物作為象徵或理解人類行動的「媒介」，反而強化了史學界原欲反省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二十一世紀初，動物史學研究受諸多社會及文化因素的推波助瀾，特別是「人類世」概念的加入，再獲發展動力，「人與動物史」（Animal-Human History）或「動物史」（Animal History）漸有獨立門戶之趨勢，成為史學次領域。 荷蘭籍大氣化學家保羅．約澤夫．克魯岑（Paul Jozef Crutzen, 1933-2021）於1995年以研究臭氧的形成及分解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其後因有感於人類改變地球環境的威脅，於2000年墨西哥的一場學術會議中提出「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以之接續當前由一萬一千七百年前發展至今的「全新世」（Holocene）。事實上，此一詞彙挪用了地質學為地層分類的概念，並非嚴謹的學術定義，但卻引發跨領域學者的重視與討論。人類作為改變地質的主要力量，可反應於對大氣、地質、水文及生物等方面的影響，諸如人口增長、土地開發、雨林破壞、生物滅絕、能源耗竭、水土汙染、全球暖化等。李教授談到克魯岑2002年發表於科學期刊Nature的研究，他認為工業化、漁業、畜牧業是人類對於環境的破壞主力之一；2014年紀錄片《畜牧業的陰謀》（Cowspiracy: The Sustainability Secret，又譯為《乳牛陰謀：永遠不能說的秘密》），也探討了養殖畜牧業對環境的衝擊，片中宣稱高達51％的全球溫室氣體來自畜牧業，而且畜牧業也是低飼料轉換率、高耗能、高汙染的產業。根據美國古生物學、地質學者安東尼．大衛．巴諾斯基（Anthony David Barnosky, 1952-）的研究，地球自有生命跡象至今，已有五億四千萬年的時間，過去曾發生五次物種大滅絕事件，約有75％的物種從此消失。而由人類活動所引發的第六次物種大滅絕已然開始，將對現有四分之三的物種構成威脅。巴諾斯基認為，過去的物種滅絕需要幾十萬年、甚至幾百萬年的時間，但這次人類大規模的擴張活動雖僅歷時約五百年，對於物種的影響卻是相當快速的。 「人類世」作為科學概念所激起的迴響，反應了各領域對於氣候變遷與物種滅絕等議題的焦慮感，但討論的目的仍是為了人類與環境的永續生存。在各領域的討論裡，自然科學是指向永續經營的方法，政治作為執行面則是進行實務上的管理方案，而人文領域即為透過尋找問題的根源，追根究底檢視問題及其肇因，史學界以「動物轉向」作為進路，就是一種對於人本主義的再反思。「人類世」概念的初提出雖非嚴謹的學術定義，但引起眾多的思索與補充，然而，「人類世」究竟始於何時？李教授指出學界主要有三種主張：其一是開始於人類發展農業時；其二是肇基於工業革命過後；其三則是二戰結束後，1950年代各國快速發展工業的「大加速時代」。事實上，人類的農業發展迎來了人口增長、知識進步，因而產生政府組織及城市興起，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極為深遠，但從環境、生態及動物的自然面視角，這或許是一場浩劫的濫觴。人類由食物的採集轉為生產，以燒墾、輪耕、施肥等方式，對地力造成不同程度的耗損；又基於人口增長、產業發展的需求，大量擴張開發土地、種植單一作物，也澈底改變了原始地貌、自然植被，造成生物多樣性的傷害。 人類的農業發展過程與動物馴化乃是雙軌並進。所謂「馴化」不單只是圈養（captivity），而是基於人類需求、目的來選擇性地育種，藉由控制環境、食物、生殖，創造出動物對於人類之生存依賴。最為顯著的改變是動物之形態（morphological）、生理（physiological）、基因（genetic）、行為（ethological）等方面的不同，例如被稱為「人類好朋友」的犬類，從嬌小的吉娃娃到高壯的愛爾蘭獵狼犬，其實都源自於灰狼（Canis lupus）。李教授認為，人類由狩獵採集生活發展至農業社會，已由崇敬、敬畏自然的態度轉為支配、剝削、利用，最大化地影響自然，產生出「人可勝天」的優位意識，這或許就是人類中心主義之始。工業革命、二戰之後的科技進展及資本主義的興起，追求利潤與開發市場的需求日增，導致人類對於自然、物種的支配加劇，工業化大規模飼育、生產，立基於草料種植等農業改良技術及科學育種的發展。李教授以有「近代家畜育種之父」稱號的英國農學家羅伯特．貝克韋爾（Robert Bakewell, 1725-1795）為例，他率先對牛、馬、綿羊進行系統性選育，並主張理想牲畜應當「大木桶般圓滾滾，腳愈短小愈好；因為原理很簡單，價值就在桶身」。另以研究數據來看，1300至1850年間，畜牧部門生產力有長足的增長，例如牛乳產量有4.5倍、牛肉產量有3.6倍、羊毛年產量有2.7倍，1700至1850年間每口動物的平均畜生產力更是成長1.5倍。 數字增長的背後，其實反映出動物的沉重命運。以體重至少有1.5公噸的比利時藍牛為例，這種牛隻因為缺少一種控制肌肉生長的蛋白質，因而患有「雙倍肌肉症」（Double-Muscling），壯碩的體型、豐厚的肉量致使牠們行動不便，骨骼關節疾病、呼吸系統問題所在多有，也因為體型更易流產及分娩困難，必須剖腹接生小牛，小牛也有諸多天生缺陷，如舌頭過大而難以吸食母乳等。如前所述，動物研究的興起與二十世紀末葉一連串環境與動物解放運動密不可分，呈現出學界對於改造現實的強烈意圖。承續各學科對於國族、階級、性別等重要權力議題的探討，人與動物的關係也成為研究對象，可以說「人類中心主義」是對於人與動物關係的最終挑戰目標。除倫理關切外，動物研究的推進高度仰賴知識論及汲取後現代思潮的多方養分，根本地研討與批判文化或各種傳統知識的二元框架，例如「男性與女性」、「主體與客體」、「社會性與生物性」、「文化與自然」、「人類與動物」等等，以及這些觀念或價值如何構築並維繫了獨尊男性、人類與科技文明的世界圖像。人類不斷透過「他者化」動物所建立的高度自主、宰制萬物的自我認同，事實上也是動物研究亟欲撼動的對象。這種批判意識，使得動物研究成為反省西方文明所賴以建構之人本主義（Humanism，亦譯作「人文主義」）的重要思想推力，帶動了當代「後人類」思維（Post-Humanism）之發展。 廣義的人本主義，是對於「人之所以為人」之各種特質的追求與肯定，以人之特殊價值、尊嚴、主體性、完美性為核心，強調由人而非神的經驗出發，對於人類文明的推動帶來前所未有的驅力，影響了科學革命、啟蒙思潮，對於工業革命後所構築的現代世界，也具有里程碑的非凡意義。然而當「人類世」來臨，其所指向人類生存、地球永續、人與自然、動物的關係問題，人本主義所帶來的未必皆是光明、正向的璀璨世界。在過往的史學研究裡，歷史僅只是「人類的歷史」，動物被排除、被邊緣化、被物化，被視為不具感知、主體性與能動性的「他者」。但隨著時空變遷，史家開始反省拆解學科內部的傳統知識論，而致力挖掘在過往人類中心思維下，未曾被重視、看見的動物，發覺其於歷史中扮演的實質或象徵性意義。李教授以十五世紀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為例，顯示豬、牛、馬等動物作為糧食補給、戰爭力量及病菌的傳播媒介，實為歐洲人戰勝印地安人的關鍵因素之一。又如牛、羊、豬、馬於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化進程中，分別擔任了農業、礦業、交通運輸等三方面的奠基、提供動力與維繫運作的關鍵貢獻。 在這波研究趨勢下，動物的經驗性、主體性與能動性，是動物史研究方法及敘事策略仍有待突破、建構的課題。然而動物不可能為自己留下文字或圖像紀錄，史學家要如何免除史料中既存的人類中心傾向，正視「歷史」是人類與動物所交織共構？李教授強調，動物史也積極向各種史學次領域取法，如借鏡物質史、藝術史、身體史、社會史、環境史等。更為重要的是，去除人類中心之世界觀，正視動物之多重角色與其歷史轉變力量，建立「多物種」史觀。所謂「後人類」思維，亦即以統合性、關聯性體察「非人」元素，去直視人與動物間的權力與支配模式，翻轉人類的自我認識，建構「多物種歷史敘事」，最終重建人與世界的關聯。同時，在面對「人類世」的危機與挑戰時，進而思索萬物共榮、共生之未來的可能性。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3卷2期，頁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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