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場
日期：2020-10-07 講者姓名：黃翠娥 單位職稱：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主持人 | 黃惠禎（國立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 與談人 | 林雪星（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地點 |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圖書館二樓（大團體視聽室）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日本文化人眼中的台灣—以日治時期的遊記為例 清光緒20年（1894），中日因朝鮮問題引發甲午戰爭（日人稱為「日清戰爭」，朝鮮則稱「清日戰爭」），最終清廷戰敗，並於1895年簽下《馬關條約》，清廷除了放棄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外，亦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開啟長達50年的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於統治臺灣初期是臺灣總督府主導拓殖規劃，基於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等需求，日人在臺推動不少建設，其中以交通運輸最為代表，如1908年臺灣鐵路縱貫線全線貫通，讓過去需耗時數日的南北交通，縮短為一日行程。事實上，日本對臺治理政策歷經不同的轉變歷程，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世界興起民族自決、民主主義的思潮，流風所及也影響日本，開始展開將日本本土（內地）相同的制度適用於殖民地臺灣的「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並派遣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就任臺灣總督。其後時任攝政皇太子的裕仁（1901-1989，即日後的「昭和天皇」）應田健治郎邀請，展開為期12天的「行啟」活動（訪問），足跡遍及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地，現今成功大學校內著名景點榕園的大榕樹，據傳即是裕仁行啟時親手所植。裕仁的遊訪除檢視殖民成果外，也具有權力教化的意涵，更促使臺灣旅行蔚為風潮。來臺訪視、旅遊的日本文人為數眾多，大多皆留下遊記，或以旅臺見聞為題材創作小說，這些文人筆下的臺灣形象如何？臺灣之行對文人本身的意義為何？這些著作是否對臺灣有所影響？本次講座邀請輔仁大學日文系黃翠娥教授以「日本文化人眼中的臺灣―以日治時期的遊記為例」為題，帶領聽眾從日本文化人的作品探究當時人們如何「觀看」臺灣，除了藉此理解日本文化外，也提供鑑往知來的歷史視角。 有別於過往研究多採用著重人類學、歷史批評、社會學等研究方法，黃教授以1920至1940年間來臺旅行、訪查的日本人的文學作品及相關紀錄為核心，著重文本分析，探求這些作品的內在美學，並選取短暫停留且書寫最為直觀的遊記為主要討論文本。未曾踏足臺灣或於臺灣長期居住的作者，則不列為研究對象；另外，亦排除生於臺灣的灣生作家。黃教授最終選定小說家佐藤春夫、媒體人德富蘇峰、小說家佐多稻子、及文學家野上彌生子等四人進行討論。這四人來臺原因有些是出於個人因素，但多數是應總督府之邀來臺參與活動，故行程多由總督府安排或總督府介入規劃，也有部分接受總督府安排，後又另行規劃自由行程的情況。 黃教授先由佐藤春夫（1892-1964）談起。佐藤28歲時，因緣際會來到臺灣旅遊約3個多月，他以這趟經歷為題材，寫下10餘篇的小說及紀行文，如著名的中長篇小說《女誡扇綺譚》，以及涉及山地原住民的〈霧社〉，在其筆下隱晦表現了對當時殖民社會的批判。他的原住民觀點深受人類學者森丑之助（1877-1926）影響，抱持同情同理的態度，如以〈霧社〉中長文引述了當地居民對原住民飽受高壓統治的指陳，或於《女誡扇綺譚》中對於日人優於臺人的當代觀點，也隱晦地表現出不以為然。 德富蘇峰（1863-1957），本名德富猪一郎，「蘇峰」為其號。他是橫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頗具代表性的新聞記者，為《國民新聞》創辦人，同時亦為評論家與史學家，早年主張平民主義，後來轉為鼓吹對外侵略的國權主義，來臺之前已有〈大日本膨脹論〉、〈臺灣占領意見書〉、〈臺灣〉等著作。昭和4年（1929）2月初，與政界、藝文界關係良好的德富蘇峰來臺旅行，據黃教授研究指出，德富氏在尚未出發至臺灣前，已有80餘篇的報紙、刊物報導預告此事，可見其在當時日本社會的影響力。因此臺灣總督府亦將此行視為宣傳治臺政績的機會，給予相當的禮遇，所到之處即有當地官員及仕紳名流負責接待，有關行程亦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德富氏於7月完成《臺灣遊記》一書記錄旅臺見聞，書中除了描述拜訪好友及臺灣總督與民政長官的經歷，也由北至南細述了在臺灣西半部的視察體驗，詳細記述重要建設、自然美景，包括臺灣神社（現址為圓山大飯店）、阿里山、日月潭第一發電所、灌溉雲嘉南地區的嘉南大圳，且對於臺灣的殖產興業上亦有所觀察與提議，如對於當時東西交通發展不均提出批評，也提出臺北帝國大學（即臺灣大學前身）設立目標應朝南向發展的主張。德富氏亦對臺灣文化有所批評，如參訪龍山寺與孔廟時，對於燒金紙、祭品陳列的現象認為應予以改良。黃教授指出，這些言論雖是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發展為前提，但有關國家發展與文化政策的建言，如今讀來仍不失借鑑之處。 此外，創作橫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的女作家野上彌生子（1885-1985）於1935年間，受往昔同學、總督府總務長官夫人邀約，前往臺灣參與日本統治臺灣四十週年慶祝活動（即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簡稱臺灣博覽會）。為期20天的旅遊，她走訪臺灣各地，體驗都會的熱鬧與鄉間景色，且深入霧社及花蓮山地原住民部落，完成〈臺灣〉一作。她細膩描繪臺灣所見人事物，發現在婦女團體的餐會上，舉目所望都是日本婦女，內地人（以日本人視角而言，日本本土為「內地」）也不會出現在大稻埕、龍山寺等本島人的區域，顯示兩者間融合仍有不足；她也因所見所聞，對總督府理蕃政策產生疑問，認為原住民雖然獲得經濟、物質生活的改善，卻有文化保存的問題。另一方面，野上彌生子也透過女性的角度，認為內地及部分本島婦女的生活模式似顯得過於追求物質享受，將不利於國家發展，也認為本島人以家族經營、薄利多銷的手法勤勉營生，相較之下，原有技術的內地人來到臺灣，卻將繁重的業務交由本島人，改以享樂生活為主，是一種忘卻初心的現象。 另一位女作家佐多稻子（1904-1998）原為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成員，她在1942年間因與濱本浩（1891-1959）、豊島与志雄（1890-1955）、村松梢風（1889-1961）等作家一同受邀參加文藝講演會來臺環島一個月。她與野上彌生子一樣深入臺灣東部地區，後將一個月間的見聞記錄成〈臺灣之旅〉一作。佐多氏於作品中人道關懷的精神極為顯著，其來臺期間已是太平洋戰爭後期，島內物資相當缺乏，據其記錄，島內一週中已有一日不供米飯；在宜蘭時，她親見婦女背上小兒只能以瘦弱的手握住一截帶皮的甘蔗啃咬著；在臺東電影院內看見「山地青年團」時，想起他們即將被送往南洋投入戰場，未來吉凶難料。黃教授指出，佐多稻子是一位關注普羅大眾的女性作家，其於1928年完成〈牛奶糖工廠的女童工〉一作，開啟了新普羅文學作家之路。她的筆下尤為重視底層民眾的生活，因此對於在臺灣生活的內地人或受日本統治的本島人，在其〈臺灣之旅〉中都懷抱著悲憫的態度記錄著，表達對於社會階級、日本對臺殖民政策的反思，也反映著大時代的無奈感。 黃教授指出，在這些旅臺文化人筆下的臺灣形象，是個極具異文化情趣的空間。就自然景物來說，這些旅臺文化人對於亞熱帶氣候的植物尤為印象深刻，如鳳凰木、扶桑花、苦楝、榕樹等；對於建築風格亦是讚賞不已，如為躲避下雨及強烈陽光的騎樓（亭仔腳），以及大稻埕充滿童話趣味的左右迴廊；對於本島人形象與特質亦多賦予勤奮、有智慧、性情開朗的正面評價；而對山地原住民則是指其具有明眸皓齒、五官深邃、強健體格的外觀，對於原住民女性更以「典雅」形容，同時對於原住民捍衛生存與自尊的精神記憶深刻。另一方面，這些旅臺文化人也在臺灣行程中反映了他們的日本文化，例如對於自然保護與親近的態度，在眼見臺灣為現代化發展而開發土地的同時，亦反思對於自然景物破壞的問題。他們也以文學表達美學觀點，例如德富蘇峰對「虱目魚」名稱的批評，佐藤春夫則是以「詩趣」評價鹿港建築的異國情調。此外，雖然他們多受臺灣總督府邀約或受其招待，理當為殖民政策宣傳，但其中仍不乏自省與批判，不論是對於霧社事件中原住民的管理問題，或對徵調南洋的原住民青年的憐憫，或是內臺融合的問題，也提出了他們的觀點；針對日人在臺面臨的經濟、結婚、天災、水土不服等問題，他們也就移民政策的疏漏給予建言。 值得一提的，這些文化人在旅遊過程中帶著充滿好奇、敏銳觀察的嚴謹態度記錄見聞，是一種具備研究精神的「文化觀察」，他們不僅是觀看「他者」，也會以異地的見聞反思自己過往的生命歷程與理念。同時，日本在治臺初期曾有大量的調查資料，這些文化人在旅遊過程也會以實證精神不斷檢視過往所知是否符合，是一種極具質性研究的深度旅遊。而臺灣之旅對文化人本身也極具義，他們透過旅遊追憶過去的青春歲月，或藉由旅途排遣鬱悶，也藉由臺灣理解自己的國家。正因兩者在物質文化發展上的落差，透過接觸質樸、野性的臺灣，使置身文明世界（日本）的文化人懷抱「鄉愁」，對自己所處的文明世界產生自省。 另外，這些日本文人留下的著作，有助我們理解日治時期的治臺實況，如交通、林業管理等方面的觀察，而日本政府將臺灣視為南向政策的根據地，也使我們更瞭解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多文學紀錄則是關於臺灣民俗風情的描繪，其中涉及的女性、東西交通、族群融合等問題，乃至文明帶給人們的虛無感與疏離感，至今仍頗具時代意義。講座尾聲，黃教授以1990年代司馬遼太郎（本名福田定一，1923-1996）的《臺灣紀行》作為今昔對比。司馬遼太郎在書中指出，臺灣原住民的大小叛亂起因於日本將他人的鄉里據為殖民地，如霧社事件乃是原住民為「維護生而為人的尊嚴」，若當地駐警未曾不斷傷害原住民的自尊心，照理是不會發生的。司馬遼太郎也指出，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充斥矛盾與模糊，這與臺灣過往複雜的歷史有關。今天臺灣在經濟高度發展之下，也產生新的經濟生活、財富分配問題，90年代司馬遼太郎筆下對於臺灣貧富不均的描述，至今仍是存在於臺灣的社會問題，可說透過他者的眼睛，能幫助我們瞭解自我，而歷時性的今昔對照，更可作為當前臺灣社會施政與文化發展的借鑑。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2卷2期，頁1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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