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場
日期：2019-04-23 講者姓名：呂妙芬 單位職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 | 柯惠鈴（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與談人 | 史甄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地點 | 中原大學瑞麗堂（全人村中棟2樓）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經典與人的互動 2016年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辦首次「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活動，事前公布一份給參賽學子研讀的經典書單，包含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夢的解析》、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等十本書籍，當時引起諸多討論與批評，包含：什麼是經典？選擇此十本書的依據與原則為何？此十本書適合高中生閱讀嗎？期待高中生閱讀完這些經典能獲得什麼人文素養呢？事實上，經典可以有不同的類型，如社會性、科學性、文學性的作品，反映人們對世界、萬物與自身的思考，而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反映了在價值上具有代表性，且能跨越時空、族群的影響力，義大利著名文學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在1991年出版的《為什麼讀經典》一書中認為，「經典是每次重讀都會帶來初讀時滿滿發現的快意之書」，體現了經典的豐厚，也指出人們對經典的詮釋會隨著時代而變化。 關於經典詮釋，本次講座邀請長年研究儒家經典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所長擔任講者，其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思想史，尤以「理學」研究最為深入。呂教授乃由社會、政治、宗教背景等層面認識理學家的作品與處境，使研究視角更為立體，此外，呂教授曾執行一系列儒家經典《孝經》相關之科技部研究計畫，諸如「《孝經》與晚明文化」、「明清政治文化中的孝經論述及相關實踐」、「明清之際的關學與張載思想的復興」等，所研究之時代橫跨十六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2011年由聯經出版之《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一書，可說是此長達七、八年研究歷程的成果呈現。呂教授指出，經典本身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意涵，也會引導甚至限制人們的理解與作為，影響人們的生命，以及在不同時代潮流的影響下，人們對於經典的解釋亦將有所差異，可知經典被閱讀、被詮釋的方式相當多元，人與經典互動的模式也頗為豐富。在本次講座，呂教授即以儒家經典《孝經》與北宋理學家張載（1020-1077）的〈西銘〉為切入點，探討經典與人的互動。 呂教授首先以明代陽明學學者楊起元（1547-1599）為例。楊起元師從羅汝芳（1515-1588），在羅氏去世後，即將其塑像帶在身邊，並按時行禮，崇敬之情溢於言表。羅汝芳的學問宗旨強調「以孝弟慈為良知」，故楊起元亦頗為重視「孝」，曾刊刻《孝經》，致力推廣《孝經》教育。在其師逝世後，也輯錄羅氏論「孝」之言論，將每條後面附上《孝經》原文，編為《孝經宗旨》一書。呂教授指出，羅汝芳這些論「孝」的言論未必都與《孝經》有關，但楊起元編纂此書時卻將兩者結合為一，顯示楊起元的閱讀與理解，認為其師論「孝」的言論都可作為發揚《孝經》宗旨的註解與實踐。楊起元另有〈誦孝經觀〉一文，乃晚明有關《孝經》實踐的重要文本，此文在內容結合了佛教觀想、道教修持，以及陽明後學泰州學派的理學思想，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描述清晨沐浴後，盛裝朝向北方朝拜的儀式，呂教授認為這很可能是源於一個與《孝經》有關的緯書。所謂的「緯書」是透過神學解讀附會及解釋儒家經典，在此神話敘述中，孔子是感應而生的聖人，受天命而製作《孝經》與《春秋》等四部經典，在完成後虔敬向天帝所居的北辰禮拜，此時天空降下一道赤色虹光，化為刻有上天意旨的黃玉，揭示聖人與天帝的感通，強調儒家經典的神聖性，進而成為〈誦孝經觀〉中儀式性的原型，《孝經》也透過以特殊的儀式重新喚起神聖。 第二部分則是進入觀想的修持階段，乃是逆向回觀的過程，首先要回想孩提時代與父母間自然天成的親情，再回想呱呱墜地的出生情景，最後觀想回歸母胎之中，與母親共同呼吸的情境。這三步驟的觀想，雖頗具佛道修持的色彩，但基調仍以儒學為主。呂教授指出，這些觀想內容與羅汝芳的思想有密切關係，也就是，人要回到天賦善良的本性本心，回歸初生即有的良知天理，再上推至未生之前，自己的呼吸完全仰賴母親，母親的呼吸又與天地之氣相通，因而自己的存在可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的境界。此時〈誦孝經觀〉文中又引導想像自己成為儒家經典之孝子代表—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也是化用了《孝經》裡的典故，表述孔子為曾子講授孝道的場景。第三部分則是一段讚詞，說明人在萬物中最為靈明尊貴，上天賦予人良善的本性，則是人可以安身立命並以之行道的基礎。而經典的意義是人可以透過生命去彰顯，其中「光於四海，通於神明，至德要道，地義天經」等句，更是直接引用了《孝經》中的文句。整體而言，〈誦孝經觀〉是以儀式性的文本引導觀想者回到自己良知的本來面貌，體會自己的存在來自天地，與萬物一體，身處宇宙道體之中，由有限的生命個體擴充到無限的文化道體，並回歸於現實生命的承擔，表達了對自我、天地萬物及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可以說，這是把《孝經》視為早晨修持使用的文本，頗具有實踐意義。不過，呂教授也指出，目前無從證明楊起元本人是否依照〈誦孝經觀〉每日執行，對於當代士人的影響亦不甚清晰。然此文後來傳入日本，為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1608-1648）載入著作之中，而中江藤樹每日清晨誦拜《孝經》的儀式很可能就是受其影響。 在晚明士人的《孝經》實踐中，潘平格（1610-1677）也是個有趣的例子。呂教授指出，潘氏的學風有著濃厚的晚明理學色彩，不僅親身體悟的歷程頗有晚明心學之風，其論學宗旨也與羅汝芳、楊起元有傳承關係，亦頗為重視《孝經》，認為這是一部承載孔子一貫之言的全書。潘氏與《孝經》有關的著作現已亡佚，我們無法更清楚得知他對《孝經》的看法，然而浙江省慈谿縣縣志記載，清順治年間，潘氏應邀到該地講學，適逢乾旱，因而被要求登壇祈雨，於是他口誦《孝經》，果然天降甘霖。在此記錄中，潘氏或許是因其學問道德而被推舉為祈雨儀式的執行者，而《孝經》顯然被視為具有神奇功效的經典，但為何《孝經》具有如此作用？呂教授說明《孝經》除作為儒家經典並於科舉考試成為考題來源外，也可為童蒙與庶民教育讀本，其對象也包含女子，史料中常以讀《孝經》來表彰女德。另一方面，《孝經》在史料所載也與士人的生活、文化認同密切相關，在居喪期間讀誦《孝經》表達孝思是很普遍的行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紀錄中常有與佛教抗衡的意味，這顯然是基於儒者以《孝經》作為孝道代表的文化認同，並以之與佛教區隔的象徵符號，乃至有人選擇《孝經》作為陪葬物，宣示自己對孝的重視與認同。在儒家傳統「孝治天下」的意識型態中，孝不僅是個人道德與家族倫常的表現，對於社會國家秩序也至關重要，因此《孝經》便是一部指導、教化上至帝王、下及庶民如何行孝的重要經典，極具政治意涵。因此，在「孝感神應」的框架下，孝可以感通天地神明，中國孝子傳常常會有神蹟感應發生，因此《孝經》也曾被視為具有特殊功能的經典，讀誦乃至持有《孝經》可有驅邪、消災、治病的功用。這些史料皆集中在漢魏六朝時期，潘氏以《孝經》祈雨的舉止，理當屬於這類想法的延續。 除以口誦《孝經》的實踐外，另一模式是以筆墨書寫經文。呂教授提及，晚明黃道周（1585-1646）於崇禎十一年（1638）時，因大臣楊嗣昌（1588-1641）、陳新甲（？-1642）等人皆有家喪，理當居家守喪，但崇禎皇帝仍舊起用，黃道周因而上疏彈劾，他堅持自己上疏是為了綱常名教，孝是朝廷政教之本，若不重視，則國家孝治的秩序將崩毀。黃氏上疏引來崇禎震怒，最終將之貶官，數年後又因故下獄，獄中他手書百二十部《孝經》。呂教授指出，黃道周以「血肉淋漓、指節垂斷」之手，用秃筆一遍一遍地書寫《孝經》，這個行為深賦政治與道德意涵，藉著重覆書寫《孝經》，一次次宣示著聖賢教「孝」的真理性，強化自己彈劾楊嗣昌等人的理據，也表明自己篤信不渝的心志，並藉《孝經》「移孝作忠」之思想，表達對崇禎皇帝的忠誠，最終獲得赦免，經過此次事件的黃道周，其書法藝術更與忠孝人格緊密結合，成為《孝經》實踐的奇特風景。呂教授認為一部《孝經》在人的詮釋下獲得了多元的性質，可作為在儀式中被讀誦以祈雨的書籍，又可以是具有神聖性、正氣來驅邪趕鬼的書，在象徵上可表述心志、德性，也可其他宗教書籍合刻，成為講孝勸善的宗教之書，在經學上也被抬高至諸經總會的崇高地位，產生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說法，可知同樣誦讀《孝經》，但讀的態度很不一樣，書作為一個物品（物質性）、書所蘊涵的道理（義理性），都可能與人們生命的經歷和歷史情境，以獨特的方式交織。 呂教授在從事明清時期《孝經》研究時，發覺當時學者常全篇援引張載〈西銘〉以註解《孝經》，或者將兩者並提，認為〈西銘〉是《孝經》之正傳，此一現象在宋、元並未出現。經呂教授研究〈西銘〉詮釋史之變化後，認為是從晚明開始將〈西銘〉與《孝經》合論，並且〈西銘〉之主旨漸與「孝」結合。自張載之〈西銘〉問世以來，受到程頤（1033-1107）、朱熹（1130-1200）等理學家的重視，肯定〈西銘〉具宏大的視野，但認為〈西銘〉主要講萬物一體之仁，闡述人與天道的關係，指引學者循天理、反身求仁，並非講孝或教人行孝。程、朱的此項理解相當程度主導了〈西銘〉的詮釋視角，此一情況隨著晚明《孝經》學的盛行產生了改變，主要認為〈西銘〉不只講仁也講孝，孝即是仁，仁即是孝，仁孝為一理，於是不少《孝經》的詮釋書將兩者合論，並以〈西銘〉詮釋《孝經》經義，〈西銘〉也有了新的意涵，除指涉仁體，也轉變成一部論述「孝」的文本。呂教授認為這樣的轉變，主要與當時《孝經》學的復興風潮有關，以及當代學者普遍以陽明學、特別是羅汝芳的思想來詮釋《孝經》，此時〈西銘〉提供了他們深化孝理的文化資產，可以說，晚明詮釋經文時，都傾向由「仁孝一體」的角度來理解兩者的關係，特別是孝被提升至具有道體生生不息的高度，對於孝的實踐也就是道體的實踐。他們尤為反對朱子只把「孝」看作行為層次，這樣的詮釋也反映晚明陽明學（羅汝芳思想）與朱子學的差異。 清代也延續了晚明的仁孝觀點，少數學者質疑〈西銘〉的浮誇、近於墨家與天主教，例如在太平天國時期，就有學者認為〈西銘〉的道理頗近天主教，擔心這篇文章會被教派利用。呂教授提到1895至1920年間是中國劇烈轉變的時代，除科舉制度的廢除、政治體制的改變等，特別是西方學術思想的滲入，莫不在當時鬆動了舊有觀念，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儒學遭受批判，認為應當擁抱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潮，於是儒學以外的諸子學復興，人們關注到，如墨家之兼愛可與西方之博愛精神類同，而此時期〈西銘〉的詮釋出現明顯的變化，不少時人認為〈西銘〉代表平等、博愛、普世宗教精神。民國時期，在新的政治體制與新價值理想下，〈西銘〉文中所強調民胞物與、宇宙為懷抱的胸襟及具超越血緣宗族的意識，成為表彰中國思想結晶並與普世宗教對話的重要媒介。特別在蔣介石主導國民黨政時期，他曾以〈西銘〉為座右銘，並指示黨政人員必須研讀〈西銘〉。在對日抗戰時期，〈西銘〉中的人道主義和宇宙意識，也鼓舞中國在列強侵略的困境堅持。呂教授指出，以〈西銘〉為例，說明人們對經典的理解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於是文本中意涵的闡釋也將有所不同。經典作品不斷被閱讀，也不斷被詮釋，《孝經》的例子即可說明一本書的性質可以很多元，人們和書互動的方式也很多元。 與談人史甄陶助理教授則總結，呂妙芬教授的研究主要揭示如何由文本外部論述的環境中，看見經典與人互動的多元性，在晚明《孝經》的論述與實踐中，《孝經》的性質、所承載的意涵及其在儀式中的作用皆有所不同，可說經典影響人的生活與思維；在〈西銘〉的例子中，也可見隨著時代的改變，經典詮釋也發生變化，從朱子所力言之仁、晚明所重視之孝，進入到民國提倡之博愛，人們在不同時代，以新的詮釋讓經典產生新的意義與價值。史甄陶助理教授則提出由經典的「內部視角」進行觀察，例如晚明士人在讀什麼樣版本的《孝經》？這就反應了經典文本的內在變化。另外，經典的詮釋也反映各代接受此書視角的轉變，例如朱熹和南宋至元代的朱子學者將《禮記》視為《孝經》之外傳，所謂外傳系指「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故以引用《禮記》事例為主，乃是將《孝經》視為一本具體實踐之書；晚明則將〈西銘〉定位為《孝經》的外傳，從宇宙論和本體心性論的角度，將《孝經》視為說明孝之所以然的書，擴大了《孝經》的意涵。簡言之，經典自有其變與不變之處，再經由閱讀者的理解與詮釋，形成人與經典的互動，呈現一個意義開放的多元世界。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0卷3期，頁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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