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場
日期：2019-12-13 講者姓名：廖咸浩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主持人 | 陳明印（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地點 |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紅樓夢為何夢紅樓？ 本次講座邀請廖咸浩教授以「紅樓夢為何夢紅樓」為題，分享其30年來研究《紅樓夢》的成果。講座初始，廖教授談及自己研究《紅樓夢》，甫於就讀史丹佛大學博士班的期末報告，當時未從政治角度切入討論，但已發覺《紅樓夢》比想像中來得複雜，多年後討論《紅樓夢》中南、北方的地域問題時，認為《紅樓夢》中諸多難題若由政治意涵著手便可迎刃而解，進而展開一連串系統性的研究。廖教授認為文學作品本就是個謎，《紅樓夢》尤為如此。《紅樓夢》書中謎語遍佈，諸如：人物的名字使用雙關（如霍啟諧音「禍起」，此人為甄家家僕，於故事初始即丟失書中第一位女角「英蓮」；薛寶釵之名可諧音並拆字為「保又金」，又金即後金，指滿清政權，「保又金」意味附清之知識份子），或以詩謎影射人物命運，或在節日的名稱與日期上有所暗喻（如芒種節餞花會、遮天大王聖誕同樣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種」與「餞花」應是暗示國種將亡與花神之死，為明朝國種、國魂之象徵；遮天大王屬虛構神祇，暗指「一手遮天」的滿清政權）。正因《紅樓夢》中大量費解的謎題，廖教授認為作者之寫作策略為「欲張彌蓋、欲語還休」，僅以草蛇灰線般隱約可尋的線索和跡象，供讀者玩味與檢視。 廖教授指出，閱讀文學必須探究其隱喻層面的意義，避免落入顧此失彼、如讀後感般表層的理解，以進行可貫穿整體的詮釋，方能趨近作者意欲表達的核心意旨，同時也應注意文學作品生產條件的重現，放回到歷史框架，探究寫作的環境，亦即作品如何反應社會及與社會的互動。歷來對於《紅樓夢》的詮釋有不同的路線，如1915年蔡元培（1868-1940）撰寫《石頭記索隱》，推論書中人物影射清初歷史人物，故此路線被稱作「索隱派」。大體而言，此派認為書中影射世祖順治（1638-1661）與董鄂妃（1639-1660，民間或將其比附為明末名妓董小婉（1623-1651），或認為暗指康熙（1654-1722）時朝中政治狀態及宮廷鬥爭，或認為指納蘭性德（1655-1685）家族興衰史，不一而足。1970年代索隱派一度於台灣復興，以潘重規（1908-2003）為代表，此時轉以強調全書旨在反清復明或排滿興漢之民族寄託。1921年胡適（1891-1962）〈紅樓夢考証〉一文為「考證派」開山之作，此文考證《紅樓夢》為曹雪芹（1715-1763）之作，書中所寫乃其親歷之家族史，故具有自傳性質，此說蔚為學界大宗。因胡氏影響，不少學者集中研究曹雪芹之家世，用以說明《紅樓夢》的情節，周汝昌（1918-2012）之《紅樓夢新證》為集大成之作，可說紅學已成「曹學」，也引來學人認為失卻小說之所以為小說的批判。1981年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則由純文學的角度，認為《紅樓夢》作為歷史與虛構小說的雙重面向，自有其體系與規範，實不需於索隱或考證間鑽牛角尖。1954年起，部分中國學者認為《紅樓夢》並非自傳，而是「深刻反應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實已脫離文學研究的範疇，轉為馬克思理論在紅學研究上的借題發揮。 廖教授則認為現行對《紅樓夢》所謂「文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極力迴避書中的政治面向，除少數仍由階級鬥爭或宮廷內鬥的角度外，對於國族認同的遺民情懷多所排斥，這無非源於胡適對早期索隱派的沈重駁斥。當胡氏考證出《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後，其生平與家世背景的挖掘，加深了學者對其國族認同的既定印象，特別是其家族為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侍於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包衣身份，似乎也意味他不可能有任何遺民情懷。而廖教授對於曹雪芹為《紅樓夢》作者的「定論」仍有保留，卻對書中俯拾即是的遺民情懷感到興味盎然，遂由比較文學與現當代西學理論的學術背景，將全書具備細膩結構的遺民密碼逐一解讀，自通篇各種雙關語、謎語或婉轉指涉，參透小說中的托寓，最終發展為個人獨特的詮釋體系。 廖教授指出，《紅樓夢》採以類似後設小說的故事架構，在先後兩種不同神話架構下展開，文本初始以女媧煉石補天神話架構展開敘事（可稱為「大荒敘事」），而由空空道人抄自未能補天頑石之上所記，則是第二層次的敘事開端（可稱作「太虛敘事」），內層則是大觀園及以賈寶玉為中心的情節（可稱「大觀敘事」），其關係為內層反抗中層，中層批判內層，外層批判中層，但也開示並同情內層。如第五回中太虛幻境之警幻仙子勸誡寶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於經濟之道。」（一本作「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太虛幻境代表著要求遺民（即寶玉所代表的遺民意涵）出仕清廷，而寶玉在大觀園內則以「情之為物」（對前朝之情，拒絕接受朝代更迭）作為唯一的生意意義，反應於「大觀敘事」則是寶玉厭惡讀書科舉，在警幻仙子予以規訓之後，反而遁入大觀園，此後對程朱八股、考試致仕的不滿更是溢於言表。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廖教授認為必須考量《紅樓夢》的「生產條件」（conditions of production），挖掘其政治面向。基於蔡元培、潘重規等人的研究，廖教授以後殖民理論為基礎，提出以「國族寓言」的關照討論國族鬥爭論，認為作者是以外層「大荒敘事」的態度，批判中層「太虛敘事」所隱喻的清廷籠絡政策。警幻仙子之「警幻」一詞，可對偶於清朝雍正帝（1678-1735）親自頒行之《大義覺迷錄》一書之「覺迷」。清初文士曾靜（1679-1735）及其門人張熙（生卒不明）因不滿滿人統治，以呂留良（1629-1683）華夷之辨為思想基礎，陳列雍正帝的十大罪狀，認為其得位不正，並試圖遊說當時謠傳為岳飛（1103-1142）後裔的川陝總督岳鍾琪（1686-1754）起兵反清，岳氏假意應允，後逮捕二人押送京師，後雍正赦免曾、張二人，並下令收錄此案之有關文書，輯成《大義覺迷錄》。書中對曾、張二人所質疑滿族統治中國的合理性提出辯駁，認為當從文化角度提出新的華夷觀，而非傳統之服飾與地域觀。所謂「大義」即是接受滿漢融合、接受此朝代更替的歷史轉變乃「天命轉移」，接受清朝用以證明自身乃「新中華道統」的方法，就是自詡是清新版的程朱八股。廖教授以《紅樓夢》書中警幻仙子所代表的程朱理學言論為證，警幻仙子視寶玉之情為「意淫」，即指涉悼念明代之情，用以對立賈府代表的「皮膚淫濫」，實指明末心學興盛之情（當時檢討明代覆滅，原因之一歸咎於晚明的心學）。而外層的「大荒敘事」則以「偶然論」否定世變乃「天命轉移」，代表著作者立場，既批判中層的納編企圖，也為遺民情懷找到另一出口。廖教授認為雍正／警幻的論述頗近似當代後殖民理論，從根本上動搖當時的國族主義論述，故遺民便從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往文化民族主義做調整，從「保國」觀念挪移至保中華文化正統性的「保天下」觀念。 在人物方面，廖教授認為林黛玉、妙玉、薛寶釵、史湘雲四位大觀園中最重要的女性，代表了寶玉/遺民的兩種不同選擇：一為拒仕，一為編納。妙玉的避世逃禪與湘雲的見機行事，黛玉的出世傾向與寶釵的入世勸說，反應兩者所代表的不同意識型態，也形成明/清的對照組，在《紅樓夢》中，寶玉/遺民雖較傾向於前者，但亦不時受到後者影響。對於當代知識份子而言，讀書以求取功名是建功立業的根本，也是作為一「男人」證明自我的管道，而大觀園中的寶玉拒絕科舉的舉措，實則意味「不長大」與遺民的堅持。廖教授談及史湘雲是書中最壞的人物，從其名稱上可諧音為「使相云」，意指清廷新秩序的代言者。第二十一回中，湘雲幫寶玉梳頭，寶玉見「鏡台兩邊俱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因又怕史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著辮子，便伸手來「啪」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過！』」，寶玉愛食胭脂的特性，前輩學人已多有論述，乃以胭脂之朱紅色暗指明朝國姓朱，而湘雲打落寶玉手中胭脂的舉止，則意味阻斷遺民思念舊朝的意念。廖教授強調其所稱「遺民情懷」不單指遺民本身，也包含排滿興漢的情緒。廖教授認為，薛寶釵的堂妹薛寶琴（諧音「保情」，保守明代之情）可能是作者在大觀園中的代言者，此可從其對史湘雲於大觀園中吃鹿肉（祿）帶來腥膻不以為然得見，作者也借寶琴之口道出南方之極有一「真真國」，國中有一披金髮、配倭刀、會講五經、作詩填詞的少女。廖教授認為這是作者對於臺灣的想像，「金髮」意味臺灣曾經荷蘭、西班牙統治，「配倭刀」則似指具有日本血統的鄭成功（1624-1662）。其次，寶琴誦出此位少女所作之詩：「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字裡行間似指南明最後的希望，即棲身於臺灣島上的鄭氏政權。 廖教授根據小說中的「草蛇灰線」，認為《紅樓夢》基本上是一部影射南明從力圖再造到無力接續，最終崩毀瓦解的歷程，作者經由賈寶玉的經歷，透過三層敘事的建立，表示「遺民情懷」的出口與轉變。書中男性所隱喻的是已為清廷納編的知識分子；女性則多暗指效忠、憶念前朝的知識分子。廖教授認為，作者最終以蔣玉函與花襲人的婚配隱喻了遺民的最終選擇。賈寶玉與蔣玉函交換私密的汗巾子，完成身分交換。蔣玉函為男扮女裝的乾旦，「不男不女，既男又女」，有如無法科舉致仕而成為「真男人」的遺民。而襲人原為寶玉的貼身丫鬟，故掙扎猶豫是否「事二主」嫁予蔣玉函，在發現蔣玉函實為寶玉的化身後，「事二主」的問題得以解決。廖教授指出蔣玉函之名意味「將（蔣）玉（明之國魂）放入函中」，與襲人的結合則是包裹「龍衣」暫離江湖，隱入尋常人家。而寶玉則剃度為僧、歸向大荒，意味著對於警幻的論述（歸順清廷統治）所做出的反抗，回歸滿人統治的、意義已然荒蕪的現實世界（大荒山的青埂峰下）。整體而言，廖教授關心的不是「遺民情懷」本身，而是政治的變遷與文化的回應，及書中透過文學書寫，將「甄士（真事）隱去，賈雨（假語）村言」，以文字隱語加密、虛構，擺脫文字獄與對抗攏絡、納編，廖教授藉由挖掘《紅樓夢》的深層意涵，重新評估其藝術價值，也從後殖民的角度思考文學研究的當代意義。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1卷2期，頁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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