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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06-08

講者姓名:鄧育仁

單位職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 | 曾瑞華(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楊維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點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禮納布人文講堂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新啟蒙

 

   

 

 

          對比於「啟蒙」,「新啟蒙」是一個很新的概念,甚至可以說是正在發展中的概念。本次講座邀請到中研院歐美所鄧育仁教授主講,鄧老師是英美分析哲學背景出身,指導教授是當代重量級的認知語言學家Mark Johnson,公認是從哲學跨領域到認知科學研究的第一人。近年來,鄧老師在臺灣更是從哲學、認知科學的融合視角來發展、推動「公民哲學」。這次講座的主題,亦緊扣公民論述的議題而展開。

 

鄧老師指出,「新啟蒙」是由認知語言學家George Lakoff提出的概念,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是非常要好的拍檔,曾一起發表許多影響深遠的著作,甚至奠定了認知語言學在政治上的基礎。

 

講座的前半段,鄧老師介紹Lakoff如何思考「新啟蒙」的概念,並區分了「啟蒙」、「後啟蒙」和「新啟蒙」三個概念。鄧老師首先談啟蒙,17世紀的啟蒙運動影響了人類的歷史,當時一個很關鍵的概念就是「理性」。以理性作為啟蒙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特別是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提出的 「人是理性的動物」。鄧老師也提到,古希臘時期正好是神話時代的結束。在神話時代,「神」或「神性」主導了世界,而在古希臘時期的一個重大轉變為以鄧老師感性的話來形容「在尋找遺落人間的神性的智慧」。當時候要尋找所謂的神性的智慧,不再是從「神」的層面尋找,而是在人類身上挖掘,並且是透過理性來尋找這神性的智慧。到了啟蒙時代,則是強調回到生而為人的條件,要敢於發言、承擔、創新、思考、對宗教聖典的詮釋,並且對自己提出的觀點負責任,其追求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神的智慧。不過,鄧老師強調,「神的智慧」與「人的智慧」至今仍然糾纏不清。啟蒙運動主張每個人都有理性,理性具有普遍性,因此人類可以透過理性來尋找到基本的、共同的價值。然而,到了後啟蒙時期,開始有人主張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價值、想法,所謂的普遍、共同的價值並非是理所當然的,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找到重疊、交流的部分,大家的意見雖然不同,但依然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共識。到了現階段,則是新啟蒙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開始有很多學者,包括認知心理學、大腦神經科學的專家,他們主張人的內在機制彼此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異,而不同的內在機制會影響到我們對認知的直覺與判斷,包括道德判斷。也就是說,針對同一事情或事物,不同的人會基於不同的內在機制運作而產生不同的直覺與判斷。人的心智模式或認知方式,其實是非常多樣化的。鄧老師強調,在後啟蒙時期,我們必須正視人類多元心智模式的現象。Lakoff提出「新啟蒙」的概念,主要是要運用在美國政治的思考策略上,他透過一系列的問題設計來發展「新啟蒙」的概念,鄧老師特別舉了其中三個有趣的問題:

 

1. 為什麼由對「當自己的幼兒半夜哭泣時,你有沒有將他抱起來?」這個問題的回答,多少就能測出回答者的政治態度呢?

2. 為什麼共和黨總在談家庭價值?

3. 為什麼共和黨堅持死刑以及民眾持有致命性槍械的權利,但卻在墮胎議題上力主生命的重要性?

 

美國的政治情況,主要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角力,而Lakoff本人是支持民主黨的,他提出的「新啟蒙」概念正是要為民主黨提供可獲得選民支持的話語策略。Lakoff有時候會用「自由派」 來形容民主黨,用「保守派」來形容共和黨,有趣的是,他發現在第一個問題上,若答「有」的人,其政黨傾向大部分是民主黨,而答「沒有」的人,其政黨傾向大部分是共和黨。關於這個現象,Lakoff提出的解答跟第二個問題有關,他發現民主黨主要是以提供數據,用理性的方式來證明哪些政策可以帶來經濟發展、改善社會、提供就業率等,但共和黨只是在強調 「家庭價值」,卻能引發人民的共鳴。第三個問題也指向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共和黨反對墮胎,是因為他們重視生命的價值,但是既然重視生命價值,為何又支持剝奪人生命的死刑,以及容許民眾有致命性武器呢?而且這樣的矛盾,卻能獲得不少選民的支持。民主黨與共和黨不同的政策,背後其實有不同的認知模式,Lakoff將其中的爭議區分了三個層次,分別是理念、實質爭議的概念和價值。他認為,美國立國最核心的理念是「自由」,但是大家對於什麼是「自由」,卻有不同的理解,共和黨與民主黨對自由就有不同理解模式,因此出現了實質的爭議概念,包括兩黨不同政策的主張。而這些政策的不同主張,背後亦反映了不同的價值。鄧老師指出,共和黨所理解的 「自由」,簡單來說,就是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凡干預這自由市場,都是不應該的。民主黨則認為,政府適當調節整個經濟市場的機制,有其必要。兩黨的政策不同,背後其實反映了「嚴父家國」及「親情家國」的不同價值。

 

鄧老師提醒,這裡所說的嚴父家國,重點在於「嚴父」的特性,屬於比較強悍的作風,類似西部牛仔那樣的硬漢;而親情家國則重視鼓勵、耐心、溫柔、溝通、講道理。「嚴父家國」 的價值觀是善惡雜錯,認為世界充滿危險,因此教養小孩要循規蹈矩,若小孩犯錯,會嚴厲懲罰,小孩長大後才能面對這危險的世界,才可以自律地成為一個好公民,甚至投入激烈的競爭,賺錢養家。同時也期盼小孩成為家長後,也用同樣方式教育小孩,一代傳一代,維護整個家庭價值。親情家國的價值觀則是重視合作溝通,小孩犯錯,要先好好跟他溝通,了解他犯錯的原因。如此,則可以培養善解人意、講道理、願意幫助別人的公民。這樣的公民,會重視公共議題,投入更多的公共關懷。鄧老師強調,這樣的不同價值觀,其實正是不同的認知機制使然。接下來,鄧老師請大家觀看一張有趣的圖片:

請問,我們正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個盒子?有些人認為,我們是從上面往下看這個盒子,蚊子正在飛向盒子「頂面」的左下方;有些人則可能看到我們由下往上看,蚊子是飛向「底面」的左下角。有趣的是,當我們看到一個視角時,就無法看到另外一個視角,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同時看到兩個視角的盒子。嚴父家國和親情家國的視角,就像這樣的情況,針對同一事件或事物,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當我們用嚴父家國的價值來看某件事情的時候,親情家國會被壓抑;反之亦然。Lakoff認為,共和黨自從雷根總統開始,就懂得如何用嚴父家國的方式來治國,強調家庭價值。相對的,民主黨則沿用了啟蒙理性的方式,企圖用理性證據的方式來說服大家支持他們,結果卻是共和黨勝選。理性講道理的方式,選民似乎是無感,他們不了解數據,也不太了解背後的道理是什麼,但是若強調價值,他們似乎可以有感。

 

1980年代開始,共和黨就主張稅負緩解、反恐戰爭。民主黨要推動公共政策、社會福利、全民健保、交通設施、教育補助等等,都需要不少的經費來源,一旦採取減稅,則面臨經費來源的問題。然而對共和黨來說,一切要回歸市場,政府不應該有太多干預,甚至作戰是由傭兵去打仗。由於嚴父家國的價值是善惡混雜,孩子有過,嚴厲懲罰。對於其他國家出現的各種「脫序」行為,則主張開戰,因此共和黨是主張反恐戰爭。對於民主黨面臨的問題,Lakoff建議了幾個新啟蒙的策略:

1. 要從親情模式的價值觀點出發,不要再誤信過去的啟蒙理性而迴避價值及情感與認同的故事訴求與政治論述。

2. 要研擬適合的語彙以帶出合宜的框架,不要再直接沿用對手的語彙而落入他們的框架內 (如民主黨不要在稅負環節上與共和黨爭論,而是要強調 「公平」負稅。透過公平的價值框架,進而引導選民相信公平負稅在公共政策上的重要性)。

3. 要設法簡明清楚地展示相互聯結、系統性因素與公共投入的重要性,切勿捲入共和黨簡化問題、樹立特定懲罰對象的咎責策略 (如將伊拉克、阿富汗樹立為一個懲罰對象)。

4. 要在各種場合、各類媒體中,不厭其煩地重複使用適合民主黨的語彙,一次次喚起並強化親情模式在民眾無意識認知處理過程中的影響力,以奪回話語權。

 

Lakoff 的幾點新啟蒙的建議,是試圖為民主黨奪回話語權,但鄧老師認為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特別是兩種價值的衝突,企圖用一方價值來排除另一方價值。接著,鄧老師總結Lakoff的幾點認知分析:

1. 即使擁有眾人誠心共同支持的良善理念 (例如自由的理念),在認知模式的差異下,價值與政策的衝突,乃無從避免。

2. 親情模式與嚴父模式兩套相互牴觸的理想化家庭價值與教養模式,通過家與國之間的概念聯繫,深深左右美國政治裡的言說、認知與選擇,親情家國重視公共投入、系統性的因素、以及人與人的相互關懷與培力,自由市場則以其創造財富與考驗品性的雙重效能,成為嚴父家國展現其核心價值的場域。

3. 一般而言,只要民眾判斷政府或政治人物基本上符合他們家國模式所關注的價值與要求,就會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即使他們在政策上、言論上犯了許多錯誤 (如川普常說錯話,卻還是獲得很多人民的支持)。

 

Lakoff 的分析,指出了為何自1980年之後,共和黨一直掌握政治話語權,因為他們不用啟蒙理性那一套說道理的策略,而是不斷用故事來深化他們的價值訴求。更重要的是,Lakoff認為,美國的政治文化不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層面上,而是家國價值,更貼切來說,是嚴父與親情兩種模式所展示出來的家國理想、價值與政策方向,才是美國文化的底本。鄧老師認為,這種家國價值未來也會成為臺灣民主文化的政治價值的衝突,理想的家庭價值與親子關係,會關乎我們要打造怎樣的理想文化議題。

不過,鄧老師不太贊成Lakoff爭奪話語權的建議,他認為儒學的兼聽則明與觀點調節才是面對價值衝突的正確態度。他主張我們應該要用心聆聽不同的聲音,而不是像Lakoff般,面對衝突的價值,把他者視為是存在的威脅,懷抱敵意。

 

鄧老師又引述社會學家Arlie Russell Hochschild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書中的故事來說明共和黨選民的價值。Hochschild的政治立場是民主黨,也是Lakoff口中說的進步人士。Hochschild 不了解共和黨的價值、理念,所以深入鄉鎮地區,去了解共和黨支持者的想法。她訪談了很多人,最終總結成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象徵的想像故事,也反映了當地共和黨支持者的心聲:

 

有一座大山,山的另一端是所謂的 「美國夢」,而在這一端的人要越過大山走到山的另一端去實現美國夢,每個人都在排隊,而且很有秩序的排隊,但隊伍很久都不動了,大家心情有點煩躁,但都還是很自律地遵守秩序。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人來維持秩序,這個人是歐巴馬總統,但是他在維持秩序的過程,大家發現隊伍在退後了,原來總統安排插隊。沒多久,隊伍又在退後,原來又有人來插隊。他們赫然發現,啊…怎麼黑人來插隊,啊…女人也來插隊,啊…怎麼非法移民也來插隊,最後連鳥類也來插隊(一種保育的鳥類)。

 

這些選民的心聲是,他們一直無法實現美國夢,而且在他們循規蹈矩遵守排隊秩序的過程中,隊伍一直在退後。Hochschild稱這個故事為「深度故事」(deep story)。鄧老師強調,我們藉由Lakoff的分析去了解對方的價值認同及話語框架,並不是要打倒對方,而是要透過聆聽他人的故事心聲去從中思索調節的方案。他認為,我們可以儒學實踐智慧的學問傳承來調節多元情勢中的價值衝突,但不表示儒學是唯一的選擇,無論是儒學、莊學還是佛學,都是多元觀點中的一環。最後,鄧老師期許哲學能成為開拓公民智慧的事業,我們能以理性啟蒙時代起的人文精神,以及各種傳承裡的生活實踐的智慧,走出一條現代民主公民智慧的道路。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94期,頁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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