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5場
日期：2017-11-24 講者姓名：鄭清茂 單位職稱：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人 | 朱秋而（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地點 |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二樓會議室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漫談松尾芭蕉的俳句 俳句是日本特有的文類，可能是世界上最短的詩體。俳句原稱發句，指俳諧連句的首句。由日文五･七･五共三行、十五個音節而成。在體式上，繼承了和歌連歌的前三行，但在所詠素材、表現方式與審美意識各方面，都產生了明顯的質變。就是在不完全放棄貴族氣的「雅」趣之下，積極吸收庶民性的「俗」味，創造了雅俗共創共享的藝術形式。松尾芭蕉（1644－1694）就是把這個形式帶到最高境界的大師。在日本文學史上有「俳聖」之稱。 　　芭蕉的俳諧文學，包括俳句、俳文選與《奧之細道》一書，都有中國的漢譯本，有的不止一種。就近可參考鄭教授譯《奧之細道》（2011）、《芭蕉百句》（2017）與《芭蕉俳文》（印刷中）。皆屬「聯經經典」系列。 　　本場次為人文沙龍第六場講座，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邀請鄭清茂榮譽教授以「漫談松尾芭蕉的俳句」為題進行演講，並由臺灣大學日文系朱秋而教授擔任主持人。鄭教授歷任台灣大學、加州大學、麻州大學、東華大學等校教職，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早年曾為東方出版社翻譯一系列日文少年讀物，以及明華書局出版之原田康子《輓歌》等暢銷小說，對於成長於1960年代的臺灣學子頗具影響。鄭教授亦譯有日本漢學著作數種，及《平家物語》、芭蕉《奧之細道》等日本古典名著，長年筆耕不輟。1991年獲得「中國文藝基金會」第一屆傑出翻譯獎，2014年獲日本政府頒贈「旭日中綬章」，表彰其推介日本漢學研究與文學翻譯的卓越成就，並於2017年獲選臺大傑出校友。 　　鄭教授是國內少數兼具研究與翻譯雙重身份的學者，本次演講以江戶初期著名俳句作家松尾芭蕉（1644－1694）為題，其自謙不是俳句的研究者，翻譯是基於對日本文學的興趣，而與芭蕉結緣始於求學階段，特別是在美進修時，亦曾模仿芭蕉風格創作俳句。鄭教授說明日語中稱為「歌」者，指和歌等日本形式的日本詩，稱為「詩」者，則指以漢文寫作的漢詩，至明治時期（1868-1912）學習西洋形式創作者，則稱「新體詩」，原則上不會混稱。日本詩歌相較於中國詩歌，在句型、字數上的流變發展較為單純，於《古事記》（712年）與《日本書紀》（720年）中已可見早期的詩歌創作，《萬葉集》則是現存最早的詩歌集，平安時代（794-1185）初期編纂之《古今和歌集》已將和歌中的「短歌」固定為五行，分別為「五、七、五、七、七」個音節（例如「花」發音為はな（hana），是佔兩個音節），凡三十一音，逐漸成為和歌主流。 　　短歌首三句稱為「上句」，末兩句為「下句」，若由不同人分作，則稱為「連歌」（亦可稱「聯句」）。短歌可由多人連作，其形式頗類中國文學的聯章之作。但連歌需顧及全體，相互照應，較難展現作者個性與情思，又因和歌素被視為「雅文學」，其取材、用字較受侷限，易有拘謹嚴肅感，為求變化與擺脫舊有格調，故有「俳諧」風格的提倡，《古今和歌集》中即有五十餘首「俳諧歌」。所謂「俳諧」指俳優詼諧之意，受此流風所及，江戶時代（1603-1867）盛行「俳諧連歌」，其中首三行亦稱為「發句」，句式為「五、七、五」共十七個音節組成，江戶前期的松尾芭蕉創作了大量的發句，在取材面向、表現手法、審美意識等皆融入俳諧風格，亦即在貴族的「雅」氣之中，融入輕鬆詼諧的「俗」趣，取得了輝煌的文學藝術成就。其後，明治時期的正岡子規（1867-1902）將俳諧連歌中的發句單獨成體，稱為「俳句」，成為一種獨立文類，日本文學史亦將芭蕉譽為「俳聖」。俳句並流傳到世界諸國，可依其本國語文進行創作，諸如英俳、法俳、漢俳等。 　　鄭教授指出，其選譯芭蕉作品時是以國人能夠理解、體會為原則，若非日本人無法瞭解的文化背景或難以翻譯者，則不予選譯。芭蕉作品的漢譯始於周作人，其譯作以淺顯的白話詩呈現，後亦有數本芭蕉譯作，但體制皆不相同，所用字數各有差異。鄭教授翻譯時，為解決中、日文音節歧異，同時尊重原作內在韻律，經由不斷嘗試與思考，最後決定使用「四、六、四言」的形式，若偶遇原文僅需單字片語即可翻譯時，則添加些許解釋性的文字，盡可能貼近芭蕉所欲表達之況味，同時亦附有直譯，便利讀者對讀賞玩。鄭教授認為日文是一種容易發音卻難以掌握的語言，例如「人」字便有三種以上的發音（じん（jin）、にん（nin）和ひと（hito）等），詞性變化亦頗為複雜，故能體現日語表現手法的多樣性，然而翻譯時如何重現原文氛圍則頗具困難度，因此翻譯俳句及閱讀俳句譯文，可說是對於文學作品的再理解、再創造的過程。 　　在日本，和歌或俳句的創作者漸為職業性，乃至形成如證照能力認證的階段規範，芭蕉本人即是如此。芭蕉出身低階武士家庭，在取得「宗匠」資格後，除出版個人創作、參與文人雅集外，可以教學與品評俳句，並藉此營生。芭蕉另一經濟來源為地主或貴族的資助，不論是屋舍遇燬的重建、或外出遊歷的旅費皆仰賴於此，因此有研究者認為芭蕉可能藉由行腳過程，同時從事為政府收集情報的諜報工作。另外，日本古典文學雖深受中國影響，但仍試圖建立自我特色、風格，並與其分庭抗禮，如和歌即鮮少使用中國掌故與漢字讀音。芭蕉之俳句則立基於個人漢學底蘊，流露對於杜甫、李白、陶潛、蘇軾等人的嚮往，乃至於化用前述文人詩句於自身創作，透過其表現方式，使之進入本國語境，成為日本文化與文學的資產，鄭教授認為這就是文學傳播有趣之處。 　　芭蕉俳句中偶有未依照十七個音節形式寫作者，鄭教授說明，此稱為「破調」（はちょう，hachou），屬於句型變化的一種形式，同時回應現場提問，譯文採取「四、六、四言」的形式，主要基於翻譯需求，故以較為淺顯的文言凸顯俳句形式，譯文是否呈現韻律感並非首要考量。正因鄭教授同時附有白文直譯，提問者問及，直譯與「四、六、四言」形式的譯文，是否有孰先孰後的順序？亦或者不必侷限「四、六、四言」形式？鄭教授指出，確實先有白文直譯的部分，主要為使不諳日文的讀者可藉此對讀原文，瞭解語意。然而詩歌翻譯若僅採取直譯，則過於直白，失卻詩意，因此另以「四、六、四言」的譯文形式呈現，透過限制字數、行數的規範，回歸俳句原有之韻味。鄭教授亦提及，俳句的翻譯其實可以用一句話完成，譯文與原文各行中字詞的使用並無規範動詞、名詞該放置於某行中，使用「四、六、四言」三行的形式，是為了讓語句間有停頓感，要而言之，仍是一種「詩性」的回歸。 　　本次講座中，鄭教授除簡介俳句發展歷程及認識芭蕉其人與作品，亦分享了自己的俳句作品，並吟詠童年記憶中明治天皇所作與臺灣相關之和歌，同時預告其所譯注芭蕉之俳文集亦已付梓，不久可與讀者見面。鄭教授選譯之《芭蕉百句》附有簡要注解，另有史丹福退休教授、知名書畫家莊因先生的繪圖，圖文輝映，增添閱讀的樂趣。本次講座現場反應熱絡，眾人在鄭教授的帶領中度過極具「俳趣」的午後。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9卷2期，頁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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